10月17日至18日，由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主办、商务印书馆协办的“第三届中西比较文献学与书籍史研究工作坊”以线下线上结合的方式在山东大学中心校区举行。来自南京大学、浙江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山东大学、华中师范大学、河南大学、天津师范大学、北京印刷学院、故宫博物院、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台湾地区“中研院”史语所、香港城市大学等单位的30多位学者参加了会议。开幕式由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何朝晖教授主持，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执行院长王学典教授，商务印书馆杜非编审，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杜泽逊教授先后致辞。王学典教授说：“文献学是所有学科的基础。比较文献学，能发现以往中西文献学各自习焉不察的问题，对于解决一些重大命题有重要作用。”杜泽逊教授也说：“书籍的历史在一定程度上是人类文明的历史，书籍如何产生、流通、被人阅读、发生作用——研究书籍的历史，理应成为热门的学问。”

在全球化的学术语境下，中西之间的对话、交流与会通成为当下学术发展的重要趋势。中西文献学研究各自具有深厚的传统，书籍史研究则既代表了现代学术的新范式，又带有明显的西方学术印记。中西比较文献学与书籍史研究不单是各自学术脉络下的平行比较，还应该具有更深入的“中西互融”式碰撞与交汇。同时，也需要破除以时代为断限的隔膜，力图形成“古今一体”的研究视野。

此次工作坊与会学者发表论文27篇，涵盖版本、目录、校勘、藏书、造纸术、印刷史、阅读史、出版文化史、古籍保护和数字人文等议题，就论文的旨趣与突破点而言，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学术研究的持久活力有赖视角与方法的不断创新，在文献学与书籍史领域亦是如此。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程章灿近年专注于石刻文献研究，本届工作坊提交的《实物、现场与情境——石刻文献阅读的一种样态》一文对于石刻文献阅读的方式进行了全新探讨，认为面对实物、置身现场，与石刻及其环境展开互动，是石刻文献阅读中十分重要的一种样态，不仅丰富了中国古典文献的生产与传播方式，也丰富了中国文化的生产方式和传播方式。他指出对于石刻文献的“式瞻”之道有多种表现方式，阅读是其中最值得重视、也最值得探讨的一种。山东大学文学院刘光裕教授的《再论蔡伦造纸的伟大功绩》是对旧作的新思考与新阐发，指出殷商简册与世界其他早期书籍媒介，如泥版、莎草纸、羊皮纸、贝叶相比已较为先进，而蔡侯纸正是在简册广泛使用的背景下流行开来的，由此进一步说明蔡侯纸的价格低廉与轻便好用两大优势。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张哲俊教授的《〈文心雕龙〉乐府篇的校勘与辞乐的损益方法》从《文心雕龙》乐府篇的校勘出发，对其记载的损益歌辞、以文就乐的说法提出质疑，深入探讨了修改辞句与损益旋律的关系、删减歌辞与增益歌辞的比重等问题，并就“龙学”研究中“思想与事实”的关系以及“文献时间远近”的判断标准进行反思。“交流循环”是西方书籍史大家罗伯特·达恩顿提出的一种书籍史研究模型。南京大学文学院赵益教授的《“装订”作为书籍“交流循环”的环节及其意义——一个基于比较视野的书籍史考察》对明代中后期至清初商业出版的“装订”环节进行了揭示和还原，指出对“装订”的发现和深入研究可以带来对明代中后期商业出版的商品经济和市场规律，商业出版的内部协作和区域联系，以及通俗文学的文献、文本及社会意义的新认识。利用档案研究私人藏书对于中国学者来说尚属新的视角与方法。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张升教授的《十八世纪清朝普通士人的藏书——以八旗高氏家族为例》利用《清代文字狱档》“澹归和尚《徧行堂集》案”中的书籍清单，统计清代八旗高氏家族四位成员的藏书种类和数量，分析其藏书特点，以此为例考察十八世纪清代普通士人的藏书状况。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何朝晖教授的《政书的创生：基于目录学史的考察》从发生学意义上对政书这一文献类型的形成作了新的探讨，从政书类目的起源与分合移易、政书立类的演化进程两方面梳理了政书在文献史和目录学史上的生成过程，指出《四库全书总目》在吸收前代目录学成果的基础上全面整合政书类目，赋予“政书”新的内涵，塑造了政书这一新的文献类型。对实践性技术的重视是文献学与书籍史研究的一大特色，古籍保护是文献学近年来迅速兴起、亟待开拓的一个新领域。天津师范大学古籍保护研究院姚伯岳教授、周余姣副教授的《从学问到学科——古籍保护学科建设述论》认为古籍保护的学科建设极为必要，当前应积极将古籍保护的研究内容拓展至传承性保护，并从理论和实践两个维度探讨了古籍保护作为文献学新增长点的学科建设路径。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霍艳芳副教授的《“谋时而动，顺势而为”：古人基于时令和火候的纸质文献保护措施探析》探讨了中国古代纸质文献制造、保存与修复中的时令与火候因素，揭示了中国传统纸质文献保护方法中的这一特色。当今数字人文对传统的文史研究产生了巨大影响，文献领域的数字化工作也在加速推进。香港城市大学中文及历史学系徐力恒助理教授的《当数据成为文献的一种：试析数字人文研究和文献学、书籍史的交集》对数字人文范式的基本内涵和理念进行了讨论，通过数字人文学界成果和研究趋势的若干例证，指出数字人文能够对文献学和书籍史研究所能产生的推动作用。

书籍的印刷、出版与社会文化之间的关系，是书籍史研究的热门主题之一。故宫博物院故宫学研究所章宏伟研究员的《明中后期江南出版业的勃兴》揭示了明代中后期江南出版业繁荣的原因，认为江南书籍刻印业拥有明显的物质、技术、人工和运输优势，工匠规模大、流动性强，刊刻成本低廉。同时科考和教育普及、读书与识字率提升、藏书家增多、士大夫的日常交往亦常以书为礼，书籍需求的旺盛最终导致书籍消费社会形成。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李仁渊助理研究员的《〈幼学故事琼林〉与明末到民初的大众书籍出版》对近三百年间《幼学故事琼林》系列的数个版本作了详细考订，揭示其版刻源流、演变历程与流传方式，该书从蒙学读物到详注本到加入各种日用指南，出版方式从雕版到石印，出版中心从四堡到上海，这一典型个案生动地反映了明末到民初大众书籍出版文化的变迁。对读者个人阅读体验的研究，是阅读史研究的题中之义。而将个人体验研究与“记忆理论”相结合，勾勒出阅读群体与以书籍为基础形成的回忆空间则不多见。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张献忠教授与研究生朱候渝合作写成的《思考、交往与记忆：阅读史视阈下的〈传习录〉研究》以此为切入点，认为士人围绕《传习录》形成了一个阅读群体，在相互交流互动成了只属于《传习录》阅读群体的回忆空间，并由此促进了思想的变迁。

传统出版业与近现代出版业如何接续与传承？藏书家与出版家如何相互影响？出版业与社会思潮之间如何互动？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王鹏飞教授的《鸣野山房、世界书局、启明书局：一个出版世家的现代嬗变》对清中期至20世纪中叶山阴沈氏出版世家，及其经营的鸣野山房、世界书局、启明书局的兴衰历程进行了系统考察，还原了传统出版业与现代接续和转型的一个面相。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范军教授的《藏书家徐行可与出版家张元济的交往》梳理了徐行可和张元济之间因访书、读书、藏书、抄书、校书、刻书而产生的书来信往来等交往活动，为考察藏书史与出版史之间的交涉互动提供了新的资料。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张志强教授的《胡适、张元济、商务印书馆与新文化运动——读〈挑战与机遇：新文化运动中的商务印书馆〉札记》指出柳和城所著《挑战与机遇》是第一本就新文化运动对商务印书馆的影响及商务印书馆的应对进行系统研究的著作，并补充了该书中未涉及的胡适与商务印书馆发生关联的经过、与张元济熟悉的过程以及胡适对商务印书馆的贡献等内容，纠正了该书中的一些细节错误。

在社会剧烈变革时期，书籍、报刊等印刷品往往具有意想不到的巨大能量，能够对传统观念带来颠覆性的冲击。中华书局张玉亮副编审的《蝶翼与风暴：〈仁学〉刊行的书籍史考察》以书籍史视角研究谭嗣同《仁学》的出版过程及其与社会思潮之间的互动，通过考察报纸上的广告、出版物的封面等“副文本”，挖掘《仁学》刊行背后隐藏的康梁师徒思想分径、保皇革命两派关系等史实，进而阐述此书引发社会变革的历史作用。济南大学文学院陈静教授在《论中国第一代女编辑》中对1898至1913年间中国第一代女编辑群体进行了考察，认为她们的出版实践充满着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代表着中国性别观念的巨大转型。复旦大学历史系张仲民教授的《新文化运动的“五四”起源——关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研究的再思考》，从阅读史的角度探讨了民国初年基督教会发起的反孔教运动、基督教青年会与新文化运动的关系、胡适与新文化同人如何利用媒体制造话题炒作新旧之争、五四运动如何影响和塑造《新青年》及新文化运动等问题，给五四新文化运动研究带来新的启发和思路。

中西文献学与书籍史学者能够共聚一处开展各种专题研讨，尽管难免“各说各话”，但这项活动本身就具有消除彼此之间的隔膜，增进相互了解、启发彼此思路的作用。上海外国语大学全球文明史研究所王献华教授的《近二十年新出〈苏美尔王表〉泥板研究》介绍了新世纪以来发现的《苏美尔王表》泥板文献，以及“史源学”“文学批评”“书籍史”“思想史”等四种研究取向。浙江大学沈弘教授的《西文“摇篮本”的中国调查：理论与实践》分享了他调查和鉴定“摇篮本”的经历，探讨了西文“摇篮本”的版本特征与鉴定方法。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英语学院石小军教授的《〈帕斯顿书简〉的信使》借助十五世纪英国诺福克地区帕斯顿家族书信，对英国早期邮政状况进行了讨论。浙江大学外语学院郝田虎教授的《当代印本书的版本问题：以〈黑色雅典娜〉第一卷为例》对《黑色雅典娜》第一卷的英国版和美国版八个印次进行了比对，考察各种异文，提醒我们当代著作中也存在体现作者最终意图的理想版本（ideal copy）问题，译者应该充分注意翻译底本的选择，以保证译著质量。复旦大学中文系王柏华副教授的《“新文本主义”与文学的物质性研究》以“新文本主义”为中心，结合莎士比亚和狄金森研究中的若干争议，对文学的物质性研究加以反思。

目前而言，就某些问题开展跨地区、跨文化的研究或比较研究，还存在相当的难度。本次工作坊的一些论文在这方面进行了尝试，显得难能可贵。北京印刷学院新闻出版学院叶新教授与研究生翟欢合作的《冈本监辅〈万国史记〉的著作性质研究》在分析《南洋官报》刊登的一则版权声明的基础上，将和刻本冈本监辅“著”《万国史记》与美国出版的原著Peter Parley's Universal History，on the basis of  geography进行多方面比对，发现此书的著作性质基本为“译”，进而从事实层面和法理层面分析了《万国史记》的著作权侵权性质。复旦大学古籍所苏杰教授的《日本学者对西方校勘学的学习与借鉴》对近代日本学者学习、借鉴西方校勘学的学术史进行了梳理，并与西方校勘学在中国的传播状况进行了比较。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博士生孙红苑的《中国墓券与西方Curse Tablet比较研究初探》从功能、材质、书写内容、语言特征和民间信仰等方面，分析了中国东汉时出现的墓券与西方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5世纪地中海沿岸等地流行的Curse Tablet之间的异同及其原因，以以期加深对中国古代丧葬文化的认识。天津师范大学古籍保护研究院教师廖雪的《浅谈中、西文古籍修复的异同》在比较中、西文古籍的书写材质、装帧形式、存放方式等的基础上，分析比较了中、西文古籍破损情况、修复理念、修复工具、材料以及修复过程的异同。

本届工作坊在议题和代表来源范围上均较往届有所扩大，时间跨度从公元前3000年的苏美尔泥板文献到当下的数字人文，空间范围覆盖中国、日本、西亚、欧美等多个国家和地区，工作坊遵循“中西互鉴、古今一体”的宗旨，力图打破研究上时间与空间的限制，达到了促进中西交流互鉴、推动文献学与书籍史学科发展的目的。

（本文转引自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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